胡毓堃
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观察者
2020年7月27日，新一届新加坡内阁分别总统府和国会大厦在正式宣誓就职。李显龙在讲话中承诺，新一届政府将顺应多元化这个不可抵挡的趋势，让政治体制发展和演化，以回应选民诉求。
新加坡最大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编辑沃伦·费尔南德斯评论本届大选：“最终，多数选民似乎想要二者兼得——人民行动党掌权，但国会仍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予以制衡。”
一、“分水岭”的前奏：疫情之下，并无新事
新加坡大选并无固定周期，每4-5年举行新一届国会大选，日期由政府根据当年实际情况确定。今年新冠肺炎在全球爆发，新加坡也未能幸免：虽然早期凭借“病毒探测-接触追踪”的预防机制，成为世界瞩目的典范，但因对外籍劳工宿舍聚集性感染的处理相对滞后，导致疫情爆发，截至大选当日感染病例累计超过45000例、死亡26例，对这个人口密度世界第三高的国家形成了巨大压力。受疫情影响，大选日期悬而不决，最终确定于2020年7月10日举行。
疫情冲击，新加坡也遭遇了独立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困境：2020年第二季度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GDP）暴跌41.2%；据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预计，今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4%-7%，甚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低谷（GDP缩水2.2%)；隔离政策下企业运营艰难，新加坡财政部长也坦全年失业人数可能超过10万，比非典之下2003年91000人失业的情形更糟。数十年来，繁荣经济、个人发展和民生保障是人民行动党稳定执政的基础，但疫情之下经济衰退和就业问题对其延续执政的挑战也不可避免。
事实上，早在疫情爆发之前，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以及公众对于就业保障、老龄化社会和医疗服务的担忧已在逐渐冲击现状。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年）后出生年轻一代选民数量逐渐增多，并于2011年大选时首次超过了独立前出生的选民人数（比例为51：49）。他们大多没有经历过白手起家的艰辛和经济腾飞的奇迹，自幼对于高度发达社会的应有之义习以为常，甚至认为理所当然。
但是，经济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新加坡经济发展不可能永远处于快车道。经济发展随之引发的社会变迁，尤其是社会观念的转变，导致低出生率和移民等新问题不可避免。即使坚持精英政治和技术官僚主义，力求汇聚各界精英，人民行动党也无法对民众关切的问题面面俱到；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对新加坡社会的影响持久深远，青年一代对打破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走向多元政治的期待日益增长。
深刻的社会经济变迁随之在政治层面凸显，冲击一党优势的政治版图。自1981年第一位反对党议员惹耶勒南通过补选进入国会以来，以工人党为代表的反对党逐渐在新加坡国会立足。2011年“分水岭大选”，工人党不仅创下6人当选的最高记录，更是赢得阿裕尼集选区5个议席，打破了执政党对集选区【1】的垄断；而人民行动党的全国得票率创下历史新低（60.14%），还折损了时任外交部长杨荣文等资深政府要员。
2015年，建国总理李光耀去世和新加坡独立50周年两大事件为人民行动党在当年大选中加分，得票率和胜选议席均有止跌回升之势，但阿裕尼集选区再次被工人党以微弱优势赢得，可见反对党业已赢得新加坡东部腹地的稳定多数支持。
除了选民的多元化偏好和反对党壮大等外部挑战，总理李显龙的家族矛盾则对个人形象和政府公信力产生了直接冲击。2017年，李显龙就父亲李光耀的欧思礼路故居处置问题，与胞妹李玮玲和胞弟李显扬爆发了激烈矛盾。2019年初，新加坡总检察署针对李显扬妻子林学芬为李光耀准备遗嘱一事，向新加坡律师公会提出投诉，但李玮玲再次与李显扬站在一起，指责李显龙。“第一家族”旷日持久的纷争，自然波及李光耀创建的人民行动党。
大选在即，李家三兄妹之争非但没有降温，反而在新加坡社会投下更大的震撼弹：大选开始前两周的6月24日，李显扬宣布加入成立仅一年的新加坡前进党。他公开宣称，“人民行动党已经迷失方向，现在的政府和李光耀时代截然不同”。巧合的是，”第一家族“成员加入前进党，与该党的创立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进党正是由原人民行动党资深议员、差点荣登总统大位的陈清木，集合原人民行动党的一批资深干部于2019年3月共同组建，旨在“确保人民行动党政府的问责制，关注增加就业”。
都说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第一家族和执政党内部出现反对力量且二者结合，无疑为执政党选情蒙上阴影。
二、大选之下：一党优势制的变与不变
代议制下的一党优势
“一党优势制”（dominant party system）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阿兰·阿里安和萨缪尔·巴恩斯于1974年在《政治学杂志》发表的《一党优势制：一种被忽视的民主稳定模式》一文提出【2】，形容一个国家由某一政党在民主选举制度（多为代议制）下长期胜选、稳定执政的现象。具有这一特征的国家，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也是通过参与多党竞争、赢得立法机关（国会）大选得以实现，形式上无异于传统两党制或多党制国家。由于反对党实力偏弱，执政党可以连续胜选、垄断执政权达数十年之久，俨然形成特殊的“一党制”。
当今国际社会，一党优势制并不罕见，在俄罗斯、南非、委内瑞拉、日本、土耳其等国，执政党都已稳定执政至少近20年，新加坡更是典型代表：1959年至今，人民行动党已执政超过60年；历届国会中，人民行动党几乎占据了90%以上的议席；而反对党在2020年之前能赢得的席位仅有个位数，以至于新加坡在1984年引入了非选区议员制度【3】，确保反对派始终有机会在国会发声。
竞争性政党体系和选举制度下出现一党优势的现象，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得以独占优势，既有共同原因，也受特定因素影响：各国执政党可凭借执政优势垄断立法、行政、经济社会资源，通过制定或修改选举法、重新划分选区、推出政策吸引选民等方式保持甚至扩大选举优势；有的大党与本国极具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或利益集团联系紧密，尤其是主流宗教和大型社会运动（如战后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有的则得到了大型媒体支持，或者对全国主流媒体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从而间接引导公共舆论（如1979年至1997年间英国保守党）；有的执政党得益于国家多数族群或母语群体的身份认同（如1994年至今南非的非洲国大党）；有的执政党因其历史功绩或执政得到全民认可，例如建立国家、民族独立与解放、政治变革、经济改革、国家崛起（如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以色列工党等）；还有的大党通过建立和维系执政联盟而确保其执政优势地位（如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和印度国大党）。
如果一个执政党具备上述多重条件，其长期优势将更难撼动。
在承袭英国普通法和选举机制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时间之长、优势之大更显得不可思议。其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无疑是成功的精英治国实践：独立以来，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始终得以将顶尖人才招致麾下，凭借专业知识与技能制定合适的政策，推动国家经济起飞，令新加坡从独立之初人均GDP仅500美元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为人均GDP超过64 000美元（世界第三）的高度发达国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亚太经合组织（APEC）总部所在地，并以成熟严格的法治、清廉的政府、开放的社会吸引着全世界的投资者、移民和游客。新加坡的巨大发展成就强化了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合法性和选举优势。
然而，执政党优势背后的其它因素，却常招致反对派和国际社会抨击：人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受到法律严格限制，包括宪法第14条对于言论、结社自由的限制，《内部安全法》赋予政府不经审判和控告即可直接拘禁的权力，以及《煽动法》、《广播法》、《公共秩序法》对言论和集会权利的限制。新加坡法学家、美国律师协会教授约西·拉贾（Jothie Rajah）的《威权式法治》（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一书，揭露了新加坡法治如何制约异己、保护当政者，却又无损于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正当性。
无论是第一位反对党议员惹耶勒南遭执政党多年起诉，最终被判罪并褫夺议员资格，还是原社会主义阵线议员谢太宝因违反《内部安全法》遭到23年监禁和9年软禁（监禁时间仅次于南非曼德拉），无数针对反对派和异见人士的诉讼和司法判决似乎印证了拉贾的观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剑桥大学法学专业出身的李光耀，熟知英国普通法的精髓，行事注重程序正义，成为他多年来与反对派博弈、维护执政优势的重要武器。
此外，新加坡承袭威斯敏斯特的简单多数制和独创的集选区制度相结合，这一选举制度也有利于维持人民行动党的选举优势：前者导致执政党凭借六成得票率便可赢得超过九成的竞选议席；而后者令资源较少的小党难以组织足够多的候选人参选各大集选区。不同于其它英联邦国家，新加坡的选举机构并非独立机构：新加坡选举局直属新加坡总理办公室，其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更是由总理直接任命组建，因此其调整选区划分的决定无需经过国会批准。
在此机制下，人民行动党政府完全可以”指示”选举局根据不同地区选民结构的变化调整选区范围，确保各选区的选民结构有利于执政党、其候选人立于不败之地。选举机构缺乏事实上的独立性，为执政党留下足够的格里蝾螈（Gerrymandering）【4】操作空间，也招致反对党和国际社会对新加坡大选公正性的质疑。
除了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新加坡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进一步确保人民行动党暂无失去政权之忧：反对党规模偏小、力量分散，多年来目标定位只是作为“副驾驶”【5】监督制衡执政党；新加坡本地媒体几乎都由政府投资机构——淡马锡控股和其它国营机构直接或间接控制，包括新加坡国家广播电视机构——新传媒集团和几乎垄断纸媒的新加坡报业控股，而独立媒体和国际媒体则多次因异见被政府用法律手段予以限制和惩罚，为执政党营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也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对于维护和谐、稳定的追求也使多数选民无意推翻执政党、促成“政党轮替”。
此外，新加坡总理有权在总统授权之下临时举办大选、高额的选举保证金制度、执政党政府通过资助社会组织和群体获取支持等因素也给反对派和独立候选人带来了更多的阻碍，甚至令其望而却步。大家都在同一个赛场赛跑，但带着镣铐的选手怎么也跑不过轻装上阵的选手。
2020：变与不变
与以往相比，今年的新加坡大选处处体现新变化，不乏“史无前例”的新现象：11个政党和1位独立候选人（共计192人）参选，反对党数量再创新高；在重新划分的14个单选区和17个集选区，竞选议席高达93席；自2015年大选之后人民行动党第二次在所有选区都要与反对党竞争，在部分选区无人竞争、自动当选的时代成为历史；白沙–榜鹅集选区更是首次出现人民行动党、新加坡民主联盟、人民之声党三党竞逐的局面。
如果说2015年大选仍打上了李光耀的烙印，那么2020年大选可谓是真正意义上“后李光耀时代”对执政党的首次检验，而越来越多的“史无前例”体现了新加坡走向政治多元化的必然趋势。虽然外界普遍预期人民行动党胜选不成问题，但此次选举中如何应对日益壮大的老对手工人党，以及成立不久却来势汹汹的前进党的挑战，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本届大选之变，最不可忽视的是执政党内部的重大更替和社会对执政党的态度与观感。自1959年执政以来，人民行动党先后经历了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三代领导人，本届大选被普遍视为李显龙作为新加坡总理的收官战，而前总理、国务资政吴作栋不再角逐连任议员、从政坛隐退。以副总理和执政党第一助理秘书长王瑞杰为首的第四代（4G）领导团队将正式接受新加坡人民的检验和委托。人民行动党以“守护生命、保障工作、共创未来”为竞选宣言，围绕应对疫情这一主轴，呼吁选民全力支持执政党，确保人民行动党在大选后有足够的施政空间，专注于疫情防控、稳住经济、推行政策。
但这一竞选主题招致反对党的抨击和指责，后者声称执政党只是在利用危机之下人心求稳的心态谋求选举优势；另一方面，执政党应对疫情行动迟缓、缺乏决断，对外劳宿舍聚集性感染的忽视导致了疫情全面爆发。作为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应对疫情的表现、竞选纲领、候选人言行、竞选活动无不受到反对党和社会的严格检视，从“林绍权事件”便可见一斑：6月24日，人民行动党提名42岁的吉宝岸外与海事总经理林绍权为裕廊集选区候选人，却遭网民起底抨击态度傲慢、带有精英主义色彩、没有同理心、涉及海外项目贿赂，仅四天后林绍权便在舆论压力之下宣布退选：多年来被执政党有效掌控的媒体和舆论，这一次开始反噬执政党的选举布局。
反对党野心壮大、走向团结，志在逐渐改变一党优势格局。大选之前，工人党担任国会议员时间最长的前党魁刘程强放弃连任，竞选领导团队正式完成更新换代，以新面貌竞逐国会。该党喊出“让您的一票成就未来”这一口号，除了改善基本社会保障、提高社会福利等传统纲领外，格外强调“国会平衡”的重要性，党魁毕丹星更是略显夸张地表示“如果工人党失去原来的议席，国会在大选之后很可能一个反对党议员都没有”；前进党则以“你应该得到更好”为竞选宣言，其关于保障本国企业、国民就业、社会福利、移民和外劳的主张与工人党的传统立场相似，对于政治多元化、行政中立化、言论自由的诉求则比工人党更加强烈。
此外，其它反对党也围绕“人民优先”的相同理念，分进合击，集中力量在各选区全力与执政党争夺选票，力争改变一党独大的国会格局。
疫情之下，就连投票本身也出现了新变化。7月10日，大选如期举行，超过253万选民走上街头投票。为了兼顾疫情防控和便利选民，政府一方面增加了220个投票站，另一方面通过分时段投票、测温消毒、佩戴口罩手套、保持一米间距等措施避免的聚集性感染。但防疫措施终究还是导致各投票站出现排队长龙，原计划5分钟之内就能完成的投票甚至需要等待1个小时，原定早上8点开始至晚上8点结束的投票时间延长了2个小时。
晚上10点，投票时间截止。随着各选区计票结果陆续出炉，大选结果在凌晨揭晓：人民行动党赢得93个竞选议席中的83个，全国得票率61.24%，比上次大选降低了8.62%；工人党创纪录地赢得10个议席，不仅保住了阿裕尼集选区，更赢得了新设立的盛港集选区，使之成为反对党有史以来赢得的第二个集选区，标志着反对党首次在新的集选区初战告捷；新加坡前进党虽然与议席失之交臂，但总得票数亮眼，在参选的24个选区得票率超过40%，两名高票落选的前进党候选人将作为非选区议员进入国会，俨然成为新加坡政坛的新兴力量。就连低迷多年的新加坡民主党也在武吉巴督单选区和武吉班让单选区的得票率有了大幅提升。
人民行动党维持绝对优势执政的格局没有改变，但相对优势变小，难言满意。李显龙在选举结果公布的11日凌晨4点召开记者会时虽表示“虚心接受人民给予的明确委托”，声称“人民行动党仍获得选民广泛的支持”，但也承认“成绩不如预期理想”。
第四代领导团队中，由总理公署部长黄志明领衔，一位高级政务部长和政务次长共同作战的“梦之队”在盛港集选区不敌工人党，失去公职，可谓“4G”团队的重大损失和执政党最大的失败。公认的总理接班人王瑞杰在临时决定转战的东海岸集选区与长期服务本地的工人党明星团队陷入苦战，最终以53.41%的得票率险胜对手。从全国范围来看，重新划分选区后，人民行动党仍在10个选区得票率不足六成。略显遗憾和失望的结果，的确值得人民执政党深刻反思。
相比之下，反对党仍不具备取代执政党的实力，但更加团结并再次突破国会格局，未来深远影响亦不可小觑。与心情略显沉重的人民行动党不同，工人党的支持者在大选结果出炉的凌晨便在街头争相庆祝，陷入狂欢。在东海岸和西海岸集选区令执政党陷入苦战，并攻下新划出的盛港集选区，使工人党赢得的阿裕尼、盛港集选区和后港单选区连成一片，新加坡“地铁东北线的东北部近乎全线飘蓝（工人党的标志色为蓝色）”。工人党由此成为第一个攻下两个集选区的反对党，使得集选区制度不再成为执政党的议席保障。
版图扩大，成为建国以来国会席位最多的反对党，党魁毕丹星也成为首位正式指定的国会反对党领袖，工人党俨然成为本届大选的最大赢家。
而首次参选便初战告捷、进入国会的前进党，为国会反对派注入新的力量，令新加坡国会更加多元，增加了制衡执政党的力量。
疫情之下“聚旗效应”失灵，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新加坡社情民意的改变。“聚旗效应”指国家遭遇国际危机或战争时，政府或政治领导人短期内获得极高支持度，国内舆论也减少了对政府施政的批判，起到了转移国内注意力的作用。
2001年11月大选期间，新加坡正因美国“9/11”事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民心思稳，选民希望稳健有为的执政党带领国家走出危机，吴作栋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也创造了1980年以来的最佳选举成绩，全国得票率超过75%。19年后再次面对全球性危机，人民行动党试图复制2001年的成功经验，但得到的是史上第三低的得票率和堪称有史以来最失望的选举结果，令反对党得意地表示“执政党利用疫情炒作选情的策略失败”。危机不再说服选民对执政党买账，体现的是民众心态更加成熟和理性：历经大风大浪的55年，选民考虑的不只是政府一时能解决什么问题，更重要的是从长远出发如何确保政府持续守法、清廉、负责、有为。
对于广大选民来说，参与选举就是表达对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关切和诉求，而今年的新冠疫情无疑放大了这些问题和诉求。本届大选，新加坡选民用手中的选票体现了自己的话语权：他们委托人民行动党的第四代精英团队带领国家度过难关，但也让这个常年国会独大的执政党感受到更多压力和危机感，清晰地表达了他们对改善医疗、就业、社会福利、住房、教育等诸多问题的迫切要求，尤其是对政治多元化和制衡执政党的政治诉求。新加坡选民也是本届大选名副其实的赢家。
2020年大选在变与不变中落下帷幕。那些被视为塑造一党优势的制度保障和客观环境并未实质改变，但选民心态的微妙变化，尤其是对反对党壮大趋势的心理预期惯性，对政治多元化的诉求高涨，对执政党精英治国理念认同的走低，证明选举制度下不存在“永远的执政党”（令人惊讶的是，此次投票结果显示，40至59岁的中年选民和私宅选民给反对党的投票率甚至更高）；反对党的日渐成熟和理性，更给予了选民更多另选高明的理由。而新划分的盛港集选区落入反对党之手，媒体对执政党候选人问题的放大，似乎透露出新信号：面对民意，那些看似为一党优势制服务的制度和条件，如今也可以冲击和削弱这一格局。
三、未来走向：4G时代，一党优势制的倒计时？
大选结束两周后，新一届内阁于7月27日正式宣誓就职。新内阁既保留了第三代领导团队的资深高官，也注入了第四代领导团队的新鲜血液：内阁成员保持37人，平均年龄52岁；16个政府部门中9个保留原部长，6名新当选议员入阁任职；李显龙续任总理；而“接班人”王瑞杰除了继续担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还被任命为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并将在未来出任经济理事会主席和国立研究基金会主席，其4G领导人地位更加凸显。
其实，领导团队接班的布局早在2020年大选之前便已经进行。王瑞杰自早年担任李光耀秘书期间便得到后者的高度赞誉。2018年11月，时任财政部长的王瑞杰接替时任副总理张志贤担任人民行动党第一助理秘书长，已引发新加坡社会关注，被视为李显龙的继任者；2019年4月李显龙宣布改组内阁并任命其为副总理，释放出更加强烈的信号：人民行动党已经开始布局后李显龙的“4G时代”。今年2月庆祝68岁生日的李显龙曾多次表示，新加坡不应有70岁的总理，自己会在大选后不久交棒。换言之，两年之内李显龙就会让4G领导团队正式接班。
由于疫情之下新加坡面临严峻的挑战，新内阁保留了经验丰富的资深成员，对4G领导团队“扶上马、送一程”，以应对并尽快度过当前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参照2004年非典结束后吴作栋辞去总理职务、由时任副总理李显龙接任的先例，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社会生活回归常态，王瑞杰及其4G领导团队自会正式接棒。对于人民行动党来说，从李光耀到吴作栋，再从李显龙到4G团队，领导团队的过渡和世代交替早已形成了成熟的运作机制，但真正的挑战已然不在党内：随着新加坡社会深刻变化，4G时代是否会见证一党优势制的正式终结？
自2011年“分水岭”大选以来，以工人党为代表的反对派发展壮大，在更多选区挑战甚至战胜执政党，国会议席逐步增加，体现了新加坡民意的微妙变化。但这种变化不能简单归结为反对党与执政党实力对比的实质性转变，而更多地反映了新加坡和国际社会大环境变化及执政党对此应变欠佳。人民行动党60多年长期执政积累的丰富经验、塑造的专业经营团队和设计主导的新加坡模式，的确使这个自然资源匮乏的东南亚小国创造了瞩目成就，体现了可持续性发展。但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全球反权威反建制浪潮的推动下，执政党与民众沟通的软实力尤显欠缺。
不少选民认为，人民行动党精英化、强势、家长式的领导风格造成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形象。但建国后一代的选民接受过良好教育，常年在繁荣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能更加成熟地独立思考国家公共事务。说教式地告知选民“怎么做”已经失灵，即便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危机之下也无法实现“聚旗效应”，因为更多的人开始思考“为什么”。随着反对党阵营出现更多成熟、理性、专业且亲民的候选人，选民有机会通过其它选择发出声音、向政治人物表明态度，尤其是提醒执政党：人民的授权并非理所当然，执政党应更加谦卑、具有能引起共鸣的共情力量。否则，仅凭传统专业精英式的作风和民众无感的数据，无法永远维持一党优势。
2011年大选前夕，李光耀声称“如果阿裕尼（集选区）选民选择工人党，未来五年将活在后悔中”，遭到社会舆论激烈反弹，最终导致工人党首次赢得该集选区并立足、连续胜选至今。全民敬仰的建国总理说教失败，也促使人民行动党反思并转变传统作风，试图以更加谦卑的态度与民众对话、倾听民众心声。
新一届国会任期开始之际，李显龙于7月31日给执政党新一届议员发出公开信中，表示“我们必须期待国会有更尖锐的提问和辩论”【6】。同时，执政党在坚持精英治国原则的同时，尽力吸纳更多年轻力量进入政府，委以重任。
本届大选人民行动党提名多名40岁出头甚至40岁以下的候选人，其中6名胜选议员进入内阁，最年轻（39岁）的阁员、新任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陈圣辉便是代表：拥有悉尼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位、精通7门语言，曾在高盛集团、脸书（Facebook）、领英（LinkedIn）等大型跨国公司担任高管；同时扎根社区做过15年义工，手把手教社区老年居民使用智能手机社交软件，既具有精英的专业知识与素养，也亲近平和、更接地气。相比于年龄相仿、同为高管却遭批“精英主义”的林绍权，陈圣辉们也许才是人民行动党未来赢回民心的更优人选。
除了誓言解决民生困难、实现经济复苏，人民行动党也坦承民众对于政治多元化的诉求，主动采取措施变革政治体制，朝当前的一党优势制“开刀”。本届大选后新加坡国会出现12位反对党议员，人数创下建国55年来之最。随着国会反对党更加壮大，人民行动党政府首次正式承认了国会反对党领袖的职衔，并效仿英国议会正式列出这一职衔的职责条款和特权，包括在国会享有优先回应权，有权听取政府在国家安全、对外关系、出现全国危机时的机密报告，在国会质询、辩论和发言等方面享有与执政党议员和内阁成员相同的权利。
正如李显龙在7月27日新内阁宣誓就职仪式所说，政府将顺应多元化这个不可抵挡的趋势，让政治体制发展和演化，以回应选民诉求。在宣誓就职讲话中，李显龙甚至呼吁反对党不仅应该对政策提出疑问和批评，更应该能够提出可行的替代政策，可见执政党如今不只将反对党定位为制约和监督者，更是将其视为共同建设国家的一份子。相比于父亲李光耀动辄把“精英治国”挂在嘴边，李显龙很少提及这个概念。经历了分水岭大选，人民行动党也逐渐接受新的现实：既然民意逐渐不支持国会一党独大，那就顺水推舟、主动改变现有的一党优势制。
就政党实力对比而言，工人党等反对党仍不足以挑战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只是起到”副驾驶“的监督制衡作用，同时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式的议会民主制下新加坡国会议事崇尚绅士风度，讲究法治和程序规范，并不存在不少新兴民主国家常见的政党激烈恶斗；人民行动党对社会资源的实质掌控和“威权式法治”也有效遏制了反对力量发展壮大的可能性；新加坡选民对执政党不完全满意，但也无意选择一个替代政府，而是希望有效敦促执政党改善提高，而长期规划、高效执行、保持清廉和及时纠错恰是人民行动党在李光耀多年领导下塑造的宝贵特质。
然而现阶段一党优势制得以持续，不代表其未来能够一成不变：反对党的人才基础和组织基础不断扩大，为替代政府逐渐积累条件；李光耀痕迹的逐渐淡化和新生代选民的比例增长，选民的心理和观念也可以从量变形成质变，虽然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如果人民行动党的活力和纪律逐渐丧失，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不足，国内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一党优势制的难以为继也不无可能。
随着李光耀时代正式落幕，以及新加坡社会的发展进步，当代新加坡政治人物既不享有他的功绩，也不具备他的威望和传奇地位，更不可能像他一样以“导师”的身份指教民众选择何种私人与公共生活方式。即使未来反对党逆袭上台执政，也不可能重建李光耀时代的一党优势。毕竟21世纪的新加坡与独立初期完全不同：1965年的新加坡，富足的家庭生活、剑桥大学法学院等精英教育经历只属于李光耀和执政团队的极少数人；而2020年的新加坡“民智已开”、“国富民强”，良好的生活环境和优质教育早已为不少中产家庭共享，大众身处信息时代，对于公共生活的思考、认知和选择判断自然不再是少数精英政治人物的专利。
基于传统“精英治国”和“技术官僚主义”的一党优势制在全球范围内无不遭受民主化浪潮的冲击，而新加坡也不例外。本届大选后李显龙政府一系列主动求变的行动，已然说明一党优势制至少要在形式上做出改变、与时俱进，方有延续的可能性。
而本届大选传递的信号，正如新加坡最大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编辑沃伦·费尔南德斯的评论：“最终，多数选民似乎想要二者兼得——人民行动党掌权，但国会仍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予以制衡。”
参考资料：
【1】集选区（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简称GRC）是新加坡特有的选举制度，也是一种选区，于1988年开始实行。根据这一制度安排，集选区需要3到6人组成团队参选国会议员，胜选团队所有人均当选为国会议员。实施集选区制度的官方依据是确保国会有少数种族的代表：角逐集选区议席的团队至少其中一人必须是来自新加坡马来族、印度族或其他少数族群。批评者则认为这一制度与最初的目的背道而驰，且导致人少势孤的反对党处于竞争劣势。2020年新加坡大选划分了14个单选区和17个集选区，每个集选区设4到5个议席。
【2】Arian, A., & Barnes, S. H. (1974). The Dominant Party System: A Neglected Model of Democratic Stability.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 36, No. 3, 592-614
【3】根据根据《新加坡共和国宪法》和《国会选举法令》，在国会选举中，如果当选国会议员的反对派候选人少于下限，选举官就可以按照得票率的高低，邀请若干名得票率超过15%，却在大选中落败的反对党候选人加入国会，即非选区议员。非选区议员拥有的权力与民选国会议员相同，不过获邀出任非选区议员的大选候选人可以拒绝受委。新一届国会共104席，包括民选议员93席、非选区议员2席、官委议员（Nominated Member of Parliament）9席。
【4】“格里蝾螈”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政治术语，指以不公平的选区边界划分方法操纵选举，致使投票结果有利于某方。这个政治术语源自181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州长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Thomas Gerry）将某一选区划分成不寻常的蝾螈（salamander）状，以让民主共和党得胜。
【5】“副驾驶”策略是工人党原秘书长不是去争驾驶盘，而是去支援并时不时提醒司机，确保他够清醒，能够完成路程刘程强于2011年大选期间提出的工人党的“建设性反对党”定位，即工人党就像副驾驶的司机一样，“不是去争方向盘，而是去支援并时不时提醒司机，确保他够清醒，能够完成路程”。
【6】Lee Hsien Loong, Letter from PM Lee Hsien Loong to PAP MPs on Rules of Prudence on 31 Jul 2020, Prime Minister’s Office of Singapore. Retrieved August 1, 2020, from
原标题：《如何维持“一党优势”？55岁的新加坡是否已到“政治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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